现在每当看到满街跑的“饿了么”之类的送外卖小哥队伍时，我就会联想起早年在老家农村给田头干活的伯父与堂哥“送点心”的往事。那是已模糊且久远的真实历史；那是已淡忘又难忘的童年情趣。

　　大约在我六七岁或者七八岁时，也可能是我刚开始读书的假期间，总之就是我在家“闲着”的时候，我曾有干过类似于现在“送外卖”那样的“临时工”。当然，两者是有天壤之别的。时代不同，地点不同，对象也不同，意义更不同。如果说也有一点相近之处的话，那就是意向基本相同，都是给人送吃的。

　　半世纪前我们江南一带的农村比较落后，农村人主要还是靠田里干农活度日，没有机械化的作业，大多人是处于“脚踏泥土背朝天，一把锄头干一天”的劳动状态。一天接一天的强体力劳动确是够辛苦的，所以“吃点心”就成为干活人理所当然的“加油”之由了。

　　有一次，我的一位伯母派一任务于我，叫我替她“送点心”给在田里干活的伯父与堂哥，并承诺说回来后会给我留一点“点心”作为“报酬”。在那个疲惫的岁月里，农村“闲着”的孩子们本是没有资格享受“吃点心”的待遇的，所以听到有留点“点心”给我的承诺，对于没多少东西吃的孩子来说确是很有诱惑力的。我当时或者也曾有想：反正自己“闲着也是闲着”，自然没有思索就满口答应了。

　　那个年代所说的“点心”，在当时农村有两种解释：一是给人吃的食物(主食)；二是也有指时间，就是下午二三点钟左右，如有的人说“现在到了点心(时间)了”，就是此意。

　　那时的农村“送点心”还含有多种内容或意思，如新春里有亲戚与族亲人向新婚人“送点心”的，这种“点心”比较丰盛，大大超过一碗“点心”的价值。也有已出嫁的女儿向娘家长辈“送点心”的，送的有“四大盒”“六大样”“八大样”等，大多在木制的“圆笼”内放了几大盆肉、鱼之类的佳肴，一大担挑到娘家。当然这些“大点心”却是大人们干的活，而我则只是送送“小点心”而已，其意义与价值自然相差很远。

　　我负责的送“点心”之路与我家的距离并不算遥远，从我的老屋门头到伯父与堂哥干活的田头也只有几百米，最多也不会有一公里多的路程。那条路虽然是乡间的小泥路，在当年也可说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康庄道路”。虽然路上较冷清，但路边并没有河流与池塘，也没有阴森可怕的树丛或汪汪的小狗，基本不会有“不测”之忧，更不会有诈骗或拐卖之类的坏人藏在暗处等着孩子的出现。所以在那个年月那段路也算是比较安全的了。

　　我送过的“点心”一般有米饭、年糕、面条、粉干等普通家庭食物。送“点心”用的器具是木制篮(也叫饭桶)或者有时是竹篮，具体不记得了。一般只有二三人的食物加上碗与筷，最多也只有二三斤的重量，在那时对于我来说也算不上有多大压力与负担，况且伯母说的那句“回来时留一些给你”的激励式“报酬承诺”，就是我当即勇敢承担此任务的最大动力。

　　干此活并不太累，也不会无聊。因为在伯父与堂哥吃点心的那一时刻，我可毫无顾虑地独坐在田埂上，欣赏着身临其境的田间美景。那时没有其他阻挡物，感觉田地特别空旷；那时更没有污染，感觉空气特别清新。当太阳照到一片田地中，特别光亮。偶尔飞过一阵流云，暂时遮住阳光，田地中掠过的阴影出现一种平时在家中看不到的色调变化，也是一种景致(当然这些是现在想到的话)。于是，我对“送点心”的劳动还会产生一种犹如今人“田园风光亲子游”一般的开心，甚至还有点像“鸡毛信”故事中海娃送鸡毛信那样的自豪感。

　　可能是我经得起途中“不偷吃”“不失手”等的实践“考验”，我的劳动终于得到伯母的充分肯定。于是，有一就有二，后来伯母就接着连续多次分派给我“送点心”的任务，我都是能够遵照伯母之嘱，出色地完成每次任务，而伯母也是每次如实兑现“留一点给你”的承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伯母留给我的“报酬点心”是糯米饭，我因肚饿吃得很香，深感伯母是个说话算数的人。虽然那时是个“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年代，虽已过了“大跃进”“浮夸风”的“狂热时代”，却又进入“反潮流”“破四旧”的“火红岁月”。说话算数的人是多么珍贵，多么令人尊重！

　　提到伯父，我又想起了另一件往事。我的伯父是一位很普通的老实农民，记得有一次正是村中大游行，多人抬着一张放领袖像的八仙桌，领袖像外面再做了一个小亭式木框罩，要抬着游行。这时我的伯父叫大家先停一下，他立即到田里拔了两大把快要成熟了的绿油油、湿淋淋的稻穗，分两边分别绑在了领袖像前的木框上，一看就像国徽边上的麦穗一样，立马感觉灵气多了。我那时心中就觉得我的伯父很有“发明创造”与维护领袖形象的大局政治意识。所以我给伯父“送点心”又多了一份敬意。

　　贫乏年代的农村孩子到田地里玩也是比较乐意的，尤其是秋季，我平时曾与同伴们在田间做过“打游击”之类的游戏。那时若借“送点心”之便完全可以去找些泥鳅之类的顺便“活”玩玩的，但我心中一直惦念着的还是伯母的承诺尚待兑现，所以我还是能够分清“轻重缓急”的，自然就不会过多地在田间逗留。况且伯父与堂哥吃点心的劲头与干活的劲头一样十足，一下子就全部消灭了满满的“点心”，只留一个轻轻的空“饭桶”给我。那时虽然我的肚子与“饭桶”一样也是空空的，但心想我已为劳动者而劳动了，所以在回家的路上还是挺开心的，甚至还有种完成使命后的轻松与愉悦。当然，更多的还是心中那种即将到来的期待与渴望的诱惑力。

　　其实任务分配后的“执行力”如何并不在于“激励回报”的价值大小，而在于承诺兑现的“可行性”。“送点心”只是当年农村中很常见的小活，与现在的“送外卖”自然是大相径庭，但是在那个年代，“真实性”与“可行性”的激励机制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确有着十分郑重的标杆式教育意义，甚至可能影响到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