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庆元六年(1200年)，南宋理学大师朱熹逝世。8年后的嘉定元年(1208年)，平阳始建舥艚阴均陡门，陡门在风雨中屹立816年仍在发挥着水利功能。2023年，阴均陡门(水闸)名列浙江省水利厅首批浙江省重要水利工程遗产资源名录。朱熹与阴均陡门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经过深入挖掘发现，两者存在四方面渊源。早在816年前的南宋，以汪季良、林居雅等为代表，以舥艚阴均陡门为载体，在平阳实践朱熹“以民为本”的思想。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理学大师朱熹出生。绍兴十八年(1148年)，年仅19岁的朱熹高中进士，初授左迪功郎(从九品)、泉州同安县主簿。朱熹登第后在世52年，但仅仅做了9年官，其余43年都在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因此桃李满天下。朱熹显然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以程颢、程颐思想为基础，充分吸收各家之长，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自洽的理学体系。朱熹治国思想的核心是“以民为本”，其经典名言有：“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朱熹“以民为本”思想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有相通的地方。经挖掘史料发现，朱熹“以民为本”思想的发扬与传承与舥艚阴均陡门有以下四点渊源。

　　一、朱熹弟子汪季良知平阳县

　　开禧二年(1206年)，汪季良知平阳。汪季良，字子驷，信州玉山人，绍兴五年(1135年)状元汪应辰之孙。玉山汪氏家族中，汪应辰官至吏部尚书，以刚正方直著名，其子汪逵也同样官至吏部尚书，一门父子双吏部尚书，大小两端明学士，有宋一朝都不多见。汪应辰是朱熹的从表叔，对朱熹有提携之恩。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九月，汪应辰知福州时路经建安，与朱熹深入交谈后发现其有栋梁之才，遂向朝廷举荐。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汪应辰专门请朱熹到福州，谈论北伐、闽中之事。同年七月，汪应辰除敷文阁待制，举朱熹自代。汪应辰与朱熹之间还有较多书信往来，其对朱熹的器重可见一斑。

　　朱熹对汪应辰也非常敬重。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在玉山县学讲学时回忆道：“熹又记得昔日曾参见端明汪公，见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显而未尝少有自满之色，日以师友前辈多识前言往行为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则自近世名卿鲜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诸君视之，文人行耳，其遗风余烈尚未远也。”朱熹对汪应辰的崇敬跃然纸上。此外，朱熹与汪逵之间亦有颇多交往，常为汪逵收藏的字画题跋。而汪季良则是朱熹的学生。《朱子语类》录有汪季良“巡狩”“望禋”等之问。可见，汪朱两家关系特殊，交情匪浅。

　　朱熹的民本思想具体体现在赋税方面，即为鲜明的均税理念。他建议政府实行“量入以为出”的财政原则，在《答张敬夫书》里说：“类会考究而大，均节之。有余者取，不足者与，务使州县贫富不至甚相悬，则民力之惨舒亦不至大相绝矣。”汪季良继承了朱熹的民本思想，知平阳后施政宽仁、爱民如子，按法办事，又能给民众以方便，慎刑罚，简徭役，以宽恕待民。叶适《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中载，平阳县酒坊25家倒闭了21家，但还得按25家交税，这些税赋都平摊在百姓身上，以致贫困逃亡者众多。面对这一困境，汪季良于嘉定二年(1209年)向朝廷申请，把废寺残田和因私造货币犯充公的田地分给民众种粮，同时减少税赋，解除饮酒户的负担，朝廷最终同意汪令的奏请。平阳因此去除了这百年之疾，百姓无不歌舞赞叹。

　　“开禧北伐”失败后，宋代地方财政愈加紧张，地方官员不得不想方设法保持地方财政的收支。汪季良根据在县衙多年的理财经验编撰成《平阳会书》，该书是平阳县历史上第一部财政税收专志。《平阳会书》提道“以一邑财计，自两税而下，为二十一篇，终于岁会，旁通沿革本末，大略备矣;又为外篇五条，如砧基副本、催科、检放及书手、除科敷之弊，以为此财用所从出也”。叶适在《平阳会书序》中说：“一县会计，天下同有也，所以取民必有正也。取而不得已，必有宽也。有正义也，有宽仁也，未有不由仁义而能使民思之者也。观是书者，可以知其志矣。”汪季良在平阳任上的施政思路与老师朱熹“以民为本”的思想一脉相承。宋朝平阳知县中，已知具体姓名的有90多位，汪季良是为数不多的被时常提及的一位，这应与其爱民如子的施政方针有直接关系。

　　二、朱熹教平阳弟子林善补读书

　　早在唐朝会昌、大中年间(841—859)，闽人林彦迁入横阳金舟乡林湾里一带(现约苍南炎亭岭脚一带)，人称“林湾里人”。自唐以来，“林湾里人”不断开荒辟土，到北宋已逐步发展壮大成一个富甲一方的族群。代表人物有林杞(1095—1168)，字南仲，立志不振兴祖业不娶。在生计理财方面，不急于追求财富，种桑课农，将产业打理得井井有条，精悍至老不衰；在待人处世方面，和睦宗族，事兄如父，对妻子无惰容；在自我约束方面，闲居冠履必整，自奉简素，立坐未尝跛倚。林杞一代已逐步实现由地方富户向儒家君子的转型。永嘉学派创始人薛季宣为林杞撰写《林南仲墓志铭》，对其一生盛赞有加。林杞子、林大备师从永嘉学派代表人物陈傅良。陈傅良入仕后，林大备又从学于婺学代表人物吕祖谦，叶适称之为“同志”。

　　在科举入仕方面，南宋中期的“林湾里人”家族出现了一位朱子门人林善补，字退思，叶适(1150—1223)为其母撰写《林夫人陈氏墓志铭》。林善补父林璞好读书，昼夜诵书攻文，高吟啸。遗憾的是，林璞早逝，陈氏夫人(1139—1212)犹力课子学不怠。林善补登嘉定元年(1208年)郑自诚榜进士，初授无为军教授，后任四川茶马司干官。叶适称赞林善补是“经营四方，杰材伟士无不师友”之人物。朱熹文集中留有多篇《答林退思》(文集中作“林补”)，是朱熹答林善补问的复信，探讨读书方法论。如其中一篇《答林退思》曰：“读一书，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验，句句推详，上句了然，后及下句，前段了然，后及后段，乃能真实该遍无所不通。”简单讲，朱熹认为读书要循序渐进、由近及远、先易后难。

　　关于林善补与朱熹书信来往的时间，清华大学陈来教授《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认为《答林退思》应发生于庆元四年(1198年)。除了书信往来，林善补至少拜访过朱熹两次。第一次应是庆元四年。朱熹在写给女婿黄榦的信《答黄直卿书》中提到了林善补，与林善补同一时期去拜访朱熹的还有江西李燔(字敬子)和胡君(胡泳)。李燔和胡泳早几年拜入朱熹门下，其所学已卓有成效。林善补虽比较机敏，但学习方法尚有欠缺。第二次发生在庆元五年(1199年)，林善补携带表兄彭仲刚(1143—1194)的《彭监丞集》去找朱熹作跋。朱熹在《跋彭监丞集》中写道：“庆元己未(1199年)，君之中表林生补，持此集及叶卿(叶适)所撰墓铭过余。”这两次拜访皆发生于朱熹逝世前的两三年内。众所周知，始于庆元元年(1195年)的“庆元党禁”，使朱熹理学在学术和政治上遭到重大挫折。党禁中的甄别和清洗运动几乎网尽了朱熹门下的所有知名之士，以致许多朱门弟子为避祸纷纷离开甚至叛离师门。在如此艰难和敏感的时期，林善补逆势拜访朱熹，其追求学问的精神着实难得！

　　县官初到任时需深入了解民情，一般会拜访当地乡绅贤达之士。在平阳当地有这么一位既坚持己见又“杰材伟士无不师友”的同门师弟林善补，势必成为汪季良的重点走访对象。嘉定元年林善补高中进士后步入仕途，曾权吏部侍郎的叶适对林善补给予了高度评价。林善补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应与朱熹的谆谆教导有直接关系。

　　三、阴均陡门创建与朱熹的纽带关系

　　在地方公益事业方面，南宋中期的“林湾里人”出现一位代表性人物——林居雅，号“回川”，人称“回川先生”，是林善补从叔。据在桥墩出土的林居雅妻《曾氏圹志》，曾氏生于乾道八年(1172年)，可推断林居雅约生于是年前后。他变卖家产助知县汪季良创修舥艚阴均陡门的传奇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南宋中期，平阳鳌江以南平原(俗称“江南垟”)经过晚唐以来的大开发，已大部成陆。在这一带，有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建的蒋潜陡门(后改作新潜陡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建的湖南陡门、乾道二年(1166年)大水后林仲夷修建的乌屿陡门等，但这些都是内陆水利工程，规模相对较小。金舟乡舥艚(今龙港舥艚)的阴均山麓仍有一个大缺口，海水沿着魁江冲到夏口等一带，这些内陆小陡门之外则仍“并海之乡，田不可稼”。

　　就在林善补登第的嘉定元年，江南垟还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知县汪季良苦于百姓饱受海潮之苦，计划在舥艚阴均山边建一座拦海潮于东海的大型陡门，终因县级财政捉襟见肘而难以启动。汪季良动员地方乡绅大户给予支持，林居雅挺身而出变卖家产支持汪季良，为创建陡门“给资粮、佐工费”。在林居雅的感召下，同乡陈子直、郑万全等也纷纷伸出援手。一年后(1209年)阴均陡门建成，鳌江以南几万亩土地变为良田，其规模不亚于现在的龙港新城，江南垟一带因此旱潦不患。考虑到林善补与汪季良的同门关系以及林善补与林居雅的叔侄关系，林居雅对阴均陡门建设支持的空前力度，除了作为地方乡贤的公益情怀外，应与林善补在汪季良与林居雅之间的纽带作用有关。

　　嘉定五年(1212年)，汪季良离任，不久后离世，天年不永。此时在温州府学求学的林居雅特延请知温州杨简撰写《永嘉平阳阴均堤记》。杨简亲墨大书八字“令君汪公遗爱恩波”立石于陡门旁，纪念汪季良之德。现任知州为已故知县题字纪念，这是何等的殊荣！百姓感念汪季良之恩德，在阴均陡门边建阴均庙，供奉阴均大王汪季良，林居雅陪祀，该庙至今香火旺盛。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嘉定十六年(1223年)前后，林居雅与次子林思学相继入太学，父子互为师生，同学们很是羡慕，堪为一时美谈。林居雅任太学斋谕，积极参与太学的日常管理工作。端平二年(1235年)，林居雅率领太学20斋40位斋长、斋谕向朝廷请求加封太学后的灵通庙，该请求获得了批准。有关这一请求的碑文至今保存在杭州相关方志中。从年龄来看，已逾花甲之年的林居雅仍孜孜不倦地在太学求学，并积极参与太学的日常管理和社会性事务，其精神着实可嘉。嘉熙二年(1238年)，林思学高中周坦榜进士，初授真州教授。嘉熙三年(1239年)，史嵩之拜右相，广揽人才，林思学应辟入幕府改任督府准备差遣。

　　值得一提的是，据福建理学大师林希逸撰写的《永嘉林国辅墓志铭》记载，1240年前，林居雅从侄林栋(1210—1251年)也曾修筑阴均大埭(均水堰)，此时距陡门创建已30余年。可推测，阴均陡门及阴均大埭是“林湾里人”林氏家族的接力建设工程。淳祐四年(1244年)，林栋入临安中央武学，文声籍籍，积极向朝廷上书，在抨击时政和褒贬人物忠邪方面，经常冲在前头。林希逸称林栋既有“永康学派”创始人、状元、龙川先生陈亮的气骨，又有“横浦学派”创始人、状元、无垢先生张九成的学问，其评价不可谓不高。淳祐十年(1250年)，宋理宗殿试策问时，林栋反对通过议和维持边境安宁，并以朱子理学评判君子与小人界限的理念，用以评判南宋和蒙古的界限。其奏疏洋洋洒洒数千言，正气勃郁，最终高中武举三鼎甲。林栋在武学期间，林希逸任国子监学录，统管三学(太学、武学、监学)，是林栋的学官，其评价较为可信。从林希逸评价林栋表述的详尽程度判断，二者应有交集甚至有交流。

　　四、朱熹“民本思想”的实践：阴均陡门社仓

　　阴均陡门建成后，林居雅效仿朱熹首创的“朱子社仓”，并经营陡门边滩涂地，赈济平阳十乡百姓。知温州杨简盛赞这一做法，这种做法至今仍具有现实和借鉴意义。南宋早期的社仓大多设立在城市，由政府管理，因缺乏有效的运作管理机制，真正生活在穷乡僻壤的穷苦百姓因距离州县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等问题，往往得不到及时救助。在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百姓一般只能向当地“豪右”借贷。而平常年份，官府的粟米放置在库中又无用武之地，且放置时间长会发生霉变，不能食用。所以，朱熹认为如果将社仓设置在乡里，将官方下拨的灾粮作为社仓的原始借贷资本，无论平年、灾年都实施贷放，当遇上歉收的年头，可贷放给急需粮食的百姓，待来年收上新粮之后，需以一定的利息归还。遇灾年时，如是小饥荒，利息减半，如是大饥荒，利息全免。这样一来，不仅可使官方仓米年年更新，解决霉变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使仓米增值。同时，还可以使贫苦农民免遭“豪右”的高利贷剥削，维护社会稳定。朱熹在乡里创办社仓的这一设想后来得到了官府的正式批准。社仓于乾道七年(1171年)在福建崇安县的五夫里建造成功，有三个仓间，史称“五夫社仓”，百姓为纪念朱熹惠民善政的理念，改名为“朱子社仓”。朱熹以理学家所特有的济世情怀，身体力行，改革时弊，扶危济困，探索出“朱子社仓”这一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大的民间慈善组织。

　　除了以乡绅为担保，从官方借贷一定仓米作为资本金外，汪季良、林居雅对“朱子社仓”模式进行了改良，通过经营陡门边滩涂地，进一步做大做强社仓的“基金池”，这样更有利于接济更多的平阳十乡百姓。南宋平阳县域有多个较大型的濒海陡门，如：(1)有早于阴均陡门的，由吴蕴古于1145年首创，地处万全垟的沙塘陡门，相关文章如宋之才《沙塘陡门记》和徐谊《重修沙塘陡门记》；(2)有晚于阴均陡门的，由县令林宜孙于1236年首创，地处鳌江口的江口陡门，相关文章如苏伯衡《平阳县重修江口斗门记》。但从相关文章看，并无经营社仓的记载。唯独阴均陡门通过经营滩涂地来充实社仓的记载，笔者推测这应与汪季良、林善补为朱熹学生有一定关系。

　　从本质上来看，林居雅经营陡门社仓是为了让平阳十乡的穷苦百姓能共同富裕起来。如按现在的语言来讲，那就是一种“金融创新”。这种以乡绅、士绅为主自主管理，政府辅以适当监管，展现了民间慈善组织的救助功能，有力弥补了政府慈善力量的不足，强化了南宋平阳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地方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2023年，阴均陡门(水闸)名列浙江省水利厅首批浙江省重要水利工程遗产资源名录，这样一个承载着公益和慈善的遗产工程能保存至今，实在难得。

　　可见，早在816年前的南宋，以汪季良和林居雅等为代表，以舥艚阴均陡门为载体，在平阳实践朱熹“以民为本”的思想。估计朱老夫子本人都想不到，即使在他逝世8年后，仍在无形中助力阴均陡门的创建和平阳百姓的福祉。更没想到，阴均陡门在风雨中屹立800多年仍在发挥着水利功能。“林湾里人”先贤从林杞到林居雅、林善补、林栋等一众族人的义举一脉相承，以民为本，他们为富一方、又造福一方，堪为一方先贤之楷模。